不顧家人反對 前往上海學畫

1929年8月，23歲的劉新祿完成了師範學校的三年義務服務後，毫不猶豫地辭去打貓公學校的教職，決心報考上海藝術專科學校西洋畫系。然而，當他向父親劉廷輝表達這一願望時，卻遭到強烈反對。劉廷輝氣憤之下揚言，若劉新祿執意前往中國習畫，他將不提供任何資金援助。然而，劉新祿性格倔強，直接回應父親，自己在公學校任教期間的積蓄足以支付留學費用，無需仰賴家中資助。於是，同年10月，他毅然啟程前往上海就讀藝術學校，留下新婚僅兩年的妻子素娥，以及尚未滿周歲的長女劉碧瀾。


當時的上海，是東方文化與歐洲文化的交匯點，彷彿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不必遠赴歐洲，便能感受到濃厚的西方文化氣息。城市遍布的各國租界區呈現出歐洲的縮影，為許多懷抱藝術夢想的青年提供了自由學習與創作的理想環境。


抱著對藝術的熱情，以福建省同安縣的祖籍順利進入上海的藝術學校，專攻西洋油畫，為他的藝術人生開啟了全新的一頁。


▲1931年 劉新祿上海藝專時代，劉迎歸提供。

遊歷中國華東地區　獲臺陽美展優選

1930年，劉新祿從上海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後，繼續攻讀研究系深造，並受聘為上海藝專助教。在當時的江浙地區，從事藝術創作的台灣人寥寥無幾，除了知名畫家陳澄波外，恐怕也只有劉新祿一人。1932年，他因父親劉廷輝辭世返回台灣，在民雄街區建造西式畫室，短暫中斷了教職。此時，同鄉陳澄波為避1月28日的上海事變風波，已返回台灣，並創立台陽美術協會，多次邀請劉新祿返台共同為故鄉美術活動貢獻一己之力。

不過，1933年劉新祿又回到上海，於1933年至1935年間繼續任教，並利用課餘時間走訪杭州、蘇州、南京、長沙、常德、蕪湖等地，旅行寫生，記錄各地的風土人情。



▲劉新祿與畫友於靈隱寺寫生，劉迎歸提供。


1934年，劉新祿返台渡假期間，與幾位日本畫友切磋交流，包括高橋生三郎、上野山清貢及齊藤龍江等人，共同探討西洋繪畫、中國書畫與古玩藝術。他們甚至結伴至日本遊歷與寫生。高橋生三郎曾建議劉新祿前往日本進一步研習繪畫，但經過一段時間對日本畫壇的觀察後，劉新祿依然選擇返回上海。


在1935年首屆臺陽美展中，劉新祿憑作品《錢塘江的潮音》獲得優選，此後數年，他持續參展，留下無數珍貴的創作足跡。1940年，劉新祿趁著度假回到台灣，與嘉義地區的畫家翁崑德、翁焜輝、張義雄、林榮杰及日人安西勘市等人共同創辦了嘉義青辰美術協會，並聘請陳澄波先生為榮譽會員。


▲青辰畫會會員合照，左起為翁焜輝、翁崑德、張義雄、劉新祿、陳澄波、安西勘市、林榮杰、林夢龍，劉迎歸提供。


雖然專攻西洋繪畫，劉新祿對中國書畫也情有獨鍾，並收藏了嶺南畫派王一亭、潘天壽，以及林風眠與齊白石等名家的作品。他對京劇的熱愛更是不容小覷，不僅沉迷於京劇唱詞，還學習作詩填詞，並曾與嘉義詩人張李德和的詩社有密切往來，經常以詩詞自娛。此外，他對中國文學的涉獵極為廣泛，從古典小說到近代文學皆有所研究，尤其推崇林語堂、魯迅、聞一多、陳獨秀及胡適的思想與創作風格。
近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劉新祿徘徊於華東各地，專注在藝術理想的執著與堅持。這段歲月，不僅是他藝術成就的重要時期，也揭示了他追求夢想時的固執與任性。


自我認同的混淆：生在臺灣、心在中國、身在日本

劉新祿於1938年隨著中日戰爭爆發，被日本政府徵召至上海，後來又被調至杭州，擔任中文、閩南話及日語翻譯官，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由於被徵召後無法像過去那樣時常回家，劉新祿的妻子余素娥便帶著大兒子劉宏民和二兒子劉兆民前往杭州探親。原本計劃只是短期旅行，卻因戰爭的擴大，一家人滯留在中國整整四年半。


▲劉新祿與妻子余素娥、長男劉宏民、二男劉兆民於杭州合影，劉迎歸提供。

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兩岸之間的航運因戰事愈演愈烈而全面停航。當時，上海和杭州地區雖在日軍占領和汪精衛政權的統治下保持表面的平靜，但整個歐洲、北非、蘇聯等地已經捲入世界大戰。劉新祿一家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和焦慮。


作為一名藝術家，劉新祿被派往日軍的文藝宣傳部門工作，協助日本政府與汪精衛政權利用上海的藝術家來宣揚中日友好的理念。由於熟悉蘇杭地區，劉新祿被調派至杭州的日軍連絡部，負責協調日軍與當地政府及民間的戰地政務。在這段時間，他經常穿著便服上班，與軍服保持距離，心理上也能稍微擺脫與日軍的直接聯繫。

然而，面對駐華日軍對中國人民的歧視與殘酷，劉新祿內心的矛盾無法平息。他雖然自認是中國人，卻被迫幫助日本侵略自己的祖國，這讓他對自身身份的認同產生了極大的混亂和掙扎。雖然他看不慣日軍的行為，但又無力改變自己所處的困境。


▲1939年劉新祿接受徵招前防護團送別紀念照，劉迎歸提供。


幸運的是，劉新祿在杭州工作期間，遇到了一位與他有相似興趣的上司——源田東洲少將。源田少將曾留學法國，對中國的文學和漢學有深入的研究，並且對中國文化充滿熱愛。由於他與劉新祿的興趣不謀而合，源田少將對劉新祿表現出了特別的照顧。這份關懷讓劉新祿在艱難的時期能夠相對安穩地工作，也讓他在精神上獲得了一些慰藉。為了感謝源田少將，劉新祿特意為他畫了一幅肖像畫，這幅畫成為劉新祿在戰爭中的唯一創作，也成為他在困境中找到的一絲慰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一名日軍軍曹激動地來到劉新祿家中，與他簡短交談後匆匆離開。隨後，劉新祿告訴家人，從此以後他再也不需要按時上班了。這一天對劉新祿而言，既是一種解脫，也標誌著新生活的開始。隨著日本的投降，劉新祿的身份一夜之間由日本國籍轉為中國國籍，這一劇變對他來說是巨大的衝擊。他曾在日軍占領區作為翻譯官深受重用，但隨著日本的敗退，他成為了中國軍方的調查對象，面臨被指控為「漢奸」的風險。

隨著中國軍隊的接管，劉新祿一家的生活變得更加緊張。他們的住宅被中國軍方徵用，軍隊的到來使得他們感到極度不安。尤其是在他曾為日軍工作過的背景下，劉新祿擔心自己隨時可能遭遇危險。然而，最終他在調查過程中應對得當，順利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時期。

劉新祿的經歷充滿了矛盾與掙扎。他從被徵召入伍到戰爭結束，面對的不僅是身份認同的混亂，還有道德與忠誠的考驗。在這段動盪的歲月裡，他始終保持著對藝術的熱愛，並在困境中努力尋找自我認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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